2020年伊始的一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構成了人類社會在和平時期最嚴重危機，讓整個世界步入了“暫停模式”。雖然已兩年有余并先后經歷了三波疫情高峰和多次變異毒株的交替影響，但仍沒有好轉的趨勢，不知道何時是個盡頭?在疫情面前，“沒有哪個人或哪個國家是一座孤島”，由于疫情對全球的經濟循環和產業供需產生“雙重”沖擊，給正處于轉型發展中我國電力產業既帶來嚴峻挑戰，又蘊藏著巨大機遇。 　　如何更好結合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部署，有效規避和化解新冠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切實突破經濟下行造成的“困局”，努力抓住“新基建”帶來的數字化紅利，全面鞏固提升我國在全球電力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全方位推動我國電力產業的轉型升級，是關系到后疫情時代我國電力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性課題。 　　我國電力產業轉型已難有“回頭路” 　　電力產業的轉型之路基本上與我國電力體制改革是相輔相承的。早在1997年國家電力公司成立并與原電力工業部雙軌運行之始，就開始在國家層面探索電力企業化改革之路。1998年3月電力工業部正式撤銷，電力政府管理職能并入到當時的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2003年組建成立了電力監管委員會(2013年撤銷，相關職能并入發改委)。 　　2002年國務院5號文出臺，原國家電力公司一分為十一，并在2003年全部納入剛成立的國資委管理，從發電側、售電側和輔業側入手積極推進電力市場化改革，在發電力領域基本形成了以9大中央發電集團為主、30來家省市級地方電力企業為輔和一些民營電力企業為補充的市場格局;在電網領域形成兩大國家級電網為主、15家地方電力為輔的市場格局;在電力輔業領域基本形成兩大中央電建集團為主、四大電氣裝備制造集團、一大批電力設計施工裝備企業為輔的市場格局。經過多年不懈努力，電力產業市場化轉型取得豐碩成果。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和新發展理念的全面推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電力粗放型發展路子已走到了歷史盡頭，產業轉型顯得更加緊迫。 　　2014年黨中央、國務院首次提出了能源發展的“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戰略思想，為電力產業轉型擎畫新藍圖。 　　2015年3月電改9號文發布，明確提出“三放開一推進三強化”的重點任務，為電力行業發展指明了新方向。2015年11月習總書記在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年12月全國經濟工作又進一步提出“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為電力行業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提出了新思路。 　　2016年，發改委、能源局印發《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了清潔低碳、綠色高效的電力發展主基調。 　　2017年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佳境，電力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開始進入落地之年。2018年國企改革首批“雙百行動”名單出爐，共有57家電力企業入圍，占比近1/7。 　　2020年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全面實施，電力企業專業化整合和戰略性重組步入“快車道”，尤其是該年9月13日習總書記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會上首次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電力產業的綠色低碳戰略轉型可謂是大勢所趨、勢不可擋。由此可見，我國電力轉型已全面進入“深水區”，早已沒有“回頭路”可走，只有勇往直前才能看見不一樣風景。 　　總體來看，經過多年努力與實踐，我國電力產業轉型有了突飛猛進的飛躍，正在從過去的落跑追趕到后來的跟跑、目前已轉向在更多領域并跑甚至在一些領域領跑的局面：從電網角度來看，基本形成“全國聯網、西電東送、南北互供”格局，電力供應保障能力和智能化水平明顯增強;從電源角度來看，火電獨大局面得到明顯改觀，裝機占比降到一半以下，水核風光等清潔電力裝機占比超過一半;從電力裝備技術來看，特高壓、潔凈煤電技術、超大水電機組制造、四代核電技術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面對成績的同時，也要清楚認識到，我國電力工業同國際先進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明顯的差距：電網輸電線損率比國際先進水平要高2個百分點左右，煤電供電消耗相差50克/千瓦時左右，一些電力關鍵核心技術和標準仍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部分重要關鍵裝備還依賴國外引進，電力行業整體盈利水平較弱，總體債務風險較大，平均勞動生產率不高，國際知名電力品牌建設不夠，電力產業轉型之路雖然已經走過滾石上山、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但依然是任重道遠，未來如何取得關鍵性領域重大突破，進一步縮小同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顯然是無法回避的重大挑戰。 　　新冠疫情給我國電力產業轉型帶來新問題 　　同2009年金融危機相比，新冠疫情讓全球所有國家深受其害，也讓絕大多數行業和領域受到牽連，對全球經濟的損失更嚴重、危害更全面、影響更深遠。特別是當前我國電力產業正處于發展方式的轉換期、歷史遺留問題的消化期、改革調整的陣痛期等“三重疊加”時期，新冠疫情不僅加劇了既有產業轉型的速率、頻率、烈度，而且為今后產業轉型增添了諸多新的變數、障礙和考驗。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和注意： 　　1、不可避免加大企業轉型成本。由于受中美經貿摩擦、經濟增長乏力、社會用電增速下滑等因素影響，電力轉型本來就是問題重重，而新冠疫情的爆發進一步從收入和成本兩端相互擠壓電力企業的盈利空間，讓電力企業轉型更加步履維艱：一是疫情防控導致費用上升、生產中斷、開工不足、交通受阻、產品滯銷，讓電力在轉型過程中苦不堪言;二是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提高了產業與技術創新的“門檻”與投入成本，而效果又很難立竿見影，導致轉型之路愈走愈窄;三是新冠疫情讓員工充分感受到國企在體制機制上優越性，主輔分離、減員增效、冗員分流等改革難度不斷上升，相應改革成本明顯加大。 　　2、產業發展生態受到較大破壞。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電力行業重點圍繞發輸配供等環節構建了相對獨立且互為依存的產業生態。在經濟全球化、經營多元化、業務信息化的今天，新冠疫情必然會打破了原本相對穩定、分工協作的和諧生態系統，使電力產業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出現斷裂危險，“牛鞭效應”現象進一步突出，特別是我國與歐美發達國家在電力產業鏈的合作將會受到重大沖擊甚至有可能發生脫鉤重構。而產業生態的重塑與再生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時間、人力資源代價的，尤其是電力尖端技術與設備的國產替代是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奮斗才能實現的。 　　3、綠色低碳轉型之路更加艱巨。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導致電力供需及相應油氣煤價格波動不確定性，對整體電力行業來說雖有沖擊但只是暫時的。但由于新能源項目單體規模小、發電穩定性差、抗風險能力較弱，對市場波動和影響的反應更加劇烈，受到疫情的沖擊要遠大于傳統電力受到的影響。尤其是我國現行的電力系統是建立在以化石能源為主體的技術支撐體系的基礎上的，讓風光等清潔能源在同傳統能源的競爭中處于更加不利地位，如果不能盡快向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轉變，將會嚴重影響綠色電力和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根基。 　　4、關鍵技術設備引進難度加大。新冠疫情進一步提升了我國同歐美發達國家的競合關系，讓貿易保護主義和技術管制的思潮重新抬頭，特別是美國一直秉持的就是“排他性的資源、技術和知識的制度安排”，對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限制將會更加嚴苛，而能源電力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行業和引擎產業，有著高度的產業前后向關聯度，“在占GDP約30%的裝備制造業中就有約60%的通用裝備應用于能源行業”，這既是以美歐國家的長期發展“強項”，又是對我國技術限制的重要領域，隨著中美產業脫鉤裂痕加大，電力關鍵技術設備引進必然越來越困難。 　　5、境外業務合作受到一定挑戰。新冠疫情加快各國推動產業回流的速度，收縮市場開放的程度，開啟國內基礎性產業的“保護模式”，尤其是歐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在疫情發生后出臺更嚴厲措施限制外來資本進入本國市場，不斷加大與我國政治經濟的“博弈”，讓雙方在電力產業領域的技術合作及投資收購戴上“緊箍咒”。與此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受美歐國家的鼓噪和教唆，明里暗里對我國電力產業進入該國“下絆子”或設置各種不合理的限制條件，讓一些本來對雙方都有利的產業合作“胎死腹中”，給電力產業的“走出去”制造出多重障礙。 　　新冠疫情給我國電力產業轉型帶來新機遇 　　面對新冠疫情這只超級“黑天鵝”的降臨，悲觀者眼里全是災難，樂觀者努力改變命運，就像俄羅斯諺語所說的“風可以把蠟燭吹滅，也能夠把篝火吹旺”一樣。其實，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危中有機，機中藏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危和機總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歷史經驗反復證明，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或區域性危機，都蘊含著發展的機會、成長的契機。對電力產業轉型而言，新冠疫情雖然帶來了上述五大方面的嚴峻考驗，但也催生出以下五大方面的戰略機遇。 　　1、“新基建”提升轉型高度。“新基建”同傳統的“鐵公基”相呼應，具有鮮明的科技特征和時代烙印，是服務于國家長遠發展和“強國戰略”的重要方略，旨在打造現代化的信息基礎設施，重點圍繞“電”(電力、電商)字作好文章，以更好迎接未來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電力行業要以“新基建”為重要抓手，以智能電網、智慧電力、智能制造為主要突破口，主動服務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建設浪潮，加快低碳化、綠色化、信息化建設步伐，全方位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和經營模式的創新升級，為電力產業提升、結構升級賦予新能量和注入“數字動力”。 　　2、“數字化”增強轉型黏度。當前我國電力正處于市場化轉型的關鍵時期。借助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強化傳統電力與信息化的黏度，實現發電、輸電、變電、配電、用電等各個環節萬物互聯、人機交互和泛在連接，以此達到整合傳統電力營銷、能源電商、電動汽車、分布式光伏、能效服務、金融保險等線上線下服務渠道，通過不斷豐富智慧用能的使用場景，搭建線上電力產業生態圈，形成客戶聚合、業務融通、數據共享、創新支撐的統一網上電力服務平臺，打造數字化用能新圖景，為用戶提供互動化、多元化便捷化的電力綜合服務。 　　3、“新業態”引領轉型厚度。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與電力業務的深度融合，驅動電力供需方式和商業形態正發生深刻變化，在全面提升傳統電力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同時，還催生出包括充電樁、儲能、分布式能源、多能互補、微電網及綜合能源服務等在內的電力新業態層出不窮，推動電力生產和消費模式不斷創新，成為電力產業轉型的重要方向。總體而言，作為集中式供電系統的有力補充，電力新業態在一定程度上顛覆現有電力產業生產和消費模式，帶給大家更安全、清潔、經濟的供能系統，讓越來越多的電力消費者正在享受能源革命帶來的全新體驗。 　　4、“擴內需”增大轉型力度。因新冠疫情引發外貿外需萎縮，“擴內需”正成為當前穩經濟的重中之重。電力是擴內需的“動力之源”，高品位的生活離不開高質量電力供給。電力行業要結合擴內需、促增長的要求，主動順應消費升級趨勢，加大農村城鄉電網的改造，加快淘汰落后電力產能，全力推進電能替代工作，主動支持重點工商企業開展電力直接交易，積極開展用電側和供電側結構性改革，努力推動能源電力消革命和供應革命轉型，在推動自身產業轉型發展的同時，為擴內需“充電”賦能，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用電需求。 　　5、“走出去”拓寬轉型廣度。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提出，電力行業掀起一波“走出去”浪潮。新冠疫情雖然會加速歐美國家的市場保護，給電力境外經營帶來一定變數，但電力“走出去”大趨勢不會改變。電力行業要結合全球新一輪產業轉移調整和創新競爭的要求，通過境外經營帶動電力投資運維、裝備制造、建筑施工等產業全方位“走出去”，完善國際市場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布局，進一步拓展發展空間，提升產業經營層次，延伸市場競爭優勢，提高國際分工地位，努力向產業鏈價值鏈高端滲透，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電力企業。 　　后疫情時代我國電力產業轉型的新思考 　　人們常說，謀非常之功當有非常之舉。在后疫情時代我國及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加劇、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的大環境下，電力轉型面臨的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一方面電力行業從粗放型經營模式轉向集約型經營模式、由高速度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應當是在新發展階段電力行業必須達到的基本目標，這要求電力行業必須尋找驅動電力產業轉型的新動能新引擎;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導致電力行業總體經營形勢發生顯著變化，促使電力行業充分認識到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從而倒逼電力行業要加快轉型升級步伐。這兩大方面相互影響、交替作用，促使我國電力產業必須圍繞“雙循環格局”和緊扣“雙碳目標”的總體部署，實現“五大轉變”，走好“五條新路”： 　　1、向技術引領轉變，走好創新驅動發展之路。近年來我國電力技術取得長足進步，高等級輸變電技術走在世界前列，火電超超臨界關鍵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小型核電技術和“人造太陽”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大型水電開發技術世界第一，風光產能規模遙遙領先等。但我國電力在關鍵核心技術方面同歐美日等先進強國相比差距明顯，尤其是超大容量海上風電機組、大功率燃氣輪機、第四代核電技術、清潔高效燃煤發電、大電網運行管理、大規模儲能、氫能等領域諸多難題亟待攻克，高端芯片、新型材料、關鍵零部件、電子元器件、基礎軟硬件、系統集成等技術瓶頸仍然突出，一些核心工藝和關鍵設備不僅在國外學不到而且也買不來。 　　結合我國電力發展存在的技術“短板”，瞄準現代電力科技前沿，堅定不移走好創新驅動之路：一是消除“盲點”，加大電力原創性、基礎性科技研發力度，努力搶占新一輪電力科技制高點;二是填補“空白點”，加強電力前沿尖端技術的研究，著力解決電力關鍵核心技術難題;三是解決“薄弱點”，爭取在高端電力裝備制造與系統集成、高溫合金材料研發等關鍵電力工藝材料制造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只有“卡脖子”難題得到完全和根本上的解決，電力高質量發展的技術根基才真正被筑牢。 　　2、向清潔低碳轉變，走好綠色電力發展之路。電力向清潔低碳高效轉型是我國能源革命的核心。雖然近些年我國電力綠色轉型取得輝煌成果，火電裝機從2010的近81%降低到2020末50%以下，清潔能源占比超過一半，但當前石化電力在我國電力裝機仍占絕大部分，碳排放量全球最高，節能減排任重道遠，特別新冠疫情帶來全球石油煤炭價格大幅動蕩，給電力產業清潔低碳轉型帶來極大挑戰。 　　然而，走好綠色電力發展之路仍是今后電力轉型的“主旋律”，具體來說要做到“四個平衡”：一是石化電力與非石化電力的平衡，在做好煤電潔凈生產、超低排放技改和淘汰落后機組的同時，加大馬力優先發展清潔能源;二是集中式與分布式平衡，在統籌好可再生能源電力開發建設與市場消納的基礎上，重點開發分散式風電以及分布式光伏;三是遠距離送電與就地消納平衡，科學規劃好電力“互聯互通”，加快“西電東送”“北電南供”步伐，從根本上解決棄水棄風棄光的問題;四是大電網、區域電網與微電網平衡，在確保電力輸送安全高效的前提下，實現用戶需求側管理以及現有能源和資源的最大化利用。 　　3、向智能智造轉變，走好智慧電力發展之路。數字技術為智能電網、智慧電力賦能，以大數據、區域鏈、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重要特征的“新基建”，將為電力行業的生產、經營、消費、服務等領域帶來一片新的“藍海”。 　　隨著我國數字基礎設施的加快建設和現代信息技術在電力領域的廣泛應用以及國家對于能源利用效率、碳排放等目標監管的日益趨嚴，匯集綠色、高效、智慧等“新基建”關鍵技術的能源互聯網、微電網、智慧電(工)廠、遠程無人值守、分布式能源、綜合能源服務等新業務模式不斷涌現，成為電力轉型發展的重要方向和突破口，電力將在新業態、新產業、新服務的發展成長過程中，不斷謀求新路徑、開拓新空間。 　　未來的電力將不再是單純的電力供輸配送載體，而是被插上數字化的“牛鼻子”，成為多能轉換利用的樞紐和資源優化配置的智慧“大舞臺”，變得愈發“聰明”、高效和節能，并最終實現無人巡檢、無人操作、智慧運行、精準預測和少人管理的柔性化精益化電力生產與運行，最大限度提升經濟效益和管理效率，從而推動電力產業轉型和電力企業管理的雙重變革。 　　4、向合作共贏轉變，走好產業聯動發展之路。新冠疫情導致國內外市場環境日益惡化，經營生態更加復雜，電力行業以前那種“單打獨斗”、“各自為政”的發展模式已難以適應新發展格局的要求，抱團取暖、合作共贏、打好產業聯動“組合拳”成為電力行業應對嚴峻挑戰和推動轉型發展的最好武器。 　　電力行業要堅持市場化的運作原則，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形成多層面、多維度、立體化的產業聯動合作：一是加強電力產業整合，要以優化資源配置為目標，以提高產業集中度為核心，通過戰略性重組和專業化整合等不同方式，加強電力產業的橫向或縱向優化組合，不斷提升產業鏈的控制力和市場的“話語權”;二是加強“產學研”的深度融合，加大與電力科研機構、大專院校的科研有效對接，通過共建科研基地、組建研發實體、進行聯合攻關、培育技術聯盟等多種模式，打造“產學研資”緊密合作的一體化創新生態體系;三是加強產業戰略聯盟，按照產業化、市場化、生態化的聯動要求，加強電力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間的業務協同和技術合作攻關，通過取長補短、優勢互補，推動深度融合，確保共同發展，從而達到平滑競爭、降低對抗、實現“多贏”的良好局面。 　　5、向跨國經營轉變，走好“走出去”發展之路。隨著歐美發達國家加大國內市場保護，后疫情時代我國電力企業國際化經營面臨更嚴峻形勢，但“走出去”是一道“必答題”，不但要走得出去，還要走得穩、走得遠，否則就妄談“建立世界一流企業”。 　　這些年我國電力企業境外經營雖然成績斐然，但同法國電力集團、德國意昂集團等世界知名電力企業相比，我國電力企業的國際化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加快國際化發展之路是當務之急：首先要提高國際化經營管理能力，搭建好國際經營框架，培育好國際經營主體，建立好一支高素質國際人才隊伍，打造具有較高國際知名度和美譽度的品牌影響力，這是國際化的第一層次;其次要學會在全球范圍配置資源，通過“兩頭在外”、“三頭在外”，大力實行屬地化經營和本土化管理，盡量實現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本、人才、市場等資源，確保在國際電力資源配置中具有一定領導地位，這是國際化第二層次;再者要提高在全球電力產業發展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通過加大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經營模式引領、標準和準入規則帶動，成為國際電力領域模式的設計者、規則的制定者、標準的評判者，這才是國際化的最高層次。 　　結語 　　經歷了改革開放的洗禮，經過了電力體制改革的陣痛，經受了停電缺電的考驗，我國電力產業走過了一段不斷創新、銳意進取的發展壯大之路，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堅強的電力保障。 　　未來5到10年是我國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電力轉型由大到而強、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攻堅階段，改革任務更加艱巨，發展道路更加曲折，承擔使命更加光榮，唯有在艱難的歲月里平安度過逆境，在最危險的境遇中激發出最高境界，努力搭乘“3060”目標之東風，奏響低碳化、數字化“二重奏”，乘勢而上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秉持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要求，加大創新驅動，加快供給側結構性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我國電力產業跨越式發展和高質量發展才能行穩致遠、進而有為，“點亮”更加美好的明天、更加光明的未來。（作者系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投資有限公司總經濟師）